美国海军第四次战略选择的主要特点,冷战结束

2019-10-06 20:04栏目:战略战术

冷战的结束,引发了国际战略格局、世界海洋形势等诸方面的巨变。这些巨变彻底改变了美国海军所面临的战略环境,促使美国海军进行新的战略调整。相比于冷战时期战略选择的麻木性和滞后性,冷战后美国海军对战略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及早展开了新战略理论的研究工作,揭开了战略调整的序幕。

冷战后,美国海军针对急剧变化的战略环境,积极调整自己的战略走向,探索新形势下海军的战略定位。此次战略选择充分汲取了冷战期间、特别是冷战中前期战略选择的深刻教训,不断更新战略概念,积极主动地出台新的战略理论,及时确立了海军战略的定位。在此次战略选择中,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美国海军认识到战略选择的进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逐步推进,不断更新的。冷战后,美国海军先后进行了三次大的阶段性战略调整,通过这种阶段性的战略调整来逐步完善和优化整体的战略选择,为21世纪美国海军到底应奉行什么样的新战略、建设什么样的新型海军进行了步步深入的探索,为战略选择的最终定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国际和国内战略环境的剧变,美国海军再一次走到了一个事关其地位作用,甚至生死存亡的战略性十字路口,美国海军不得不进行新的战略选择。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海军历经磨难与挫折,应对着各种威胁与挑战,探索并最终完成了美国海军新的战略选择,这次战略选择进程中凸显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冷战结束引发的海军战略选择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结束了延续40多年的冷战,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冷战格局的结束,彻底改变了美苏长期对峙的战略格局,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苏争霸的斗争随之消失。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挑战和威胁美国的“单极独霸”地位,因此世界性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危险远去了。随着世界大战的淡去,原先冷战格局掩盖下的地区性矛盾与冲突却日益显现出来,地区性冲突和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大增强了。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了冷战后第一场局部战争——海湾战争,海湾战争的爆发验证了国际格局的这一战略性转变。美国海军过去的适应冷战格局的战略选择显然过时了,国际战略格局的巨变迫切要求海军遂行新的战略选择。

冷战时期,美国为了阻止苏联取得欧亚大陆的支配权,采取了“投身大陆”的遏制战略,遏制战略是以欧亚大陆为重心的大陆型战略。苏联的解体改变了国际安全环境,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再也没有哪个国家能支配欧亚大陆,这促使美国选择海洋型大战略,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其战略目标,也使美国得以主要依靠其海军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和压制那些潜在的地区霸权主义。

冷战结束后,针对国际战略格局的根本变化,布什政府极力利用这一“历史性的机会”,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以维持单极独霸的目标。苏联一解体,布什政府就提出了“冷战后安全战略”,指出“美国今后将把安全战略关心的重点从欧洲移向世界其他地区,即从在欧洲同苏联进行大规模对抗转向第三世界及其他地区。”

1992年国防部长切尼向国会提交的《国防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地区防务战略”的概念。这一新的军事战略,明确了美国战略重点已“从对付苏联的全球性威胁转向对付重要的地区性突发事件”,并论述了地区防务战略的四大基础,即“战略威慑、前沿存在、危机反应和力量重组。”[1]可见,美国决策层适应了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实现了国家战略重点的转移,美国海军的战略重点显然要做新的选择。

世界海洋战略格局的再次改变

冷战中后期,苏联远洋海军力量的兴起和战略运用威胁到美国海军的制海权。针对苏联海军威胁,美国大力加强海军力量的建设,与苏联进行对抗,世界海洋形成了两极对峙的局面。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解体,苏联继承者俄罗斯的海军大幅度滑坡,对美国海军的威胁也随之消失。美国海军又一次失去了战略对手,再次掌握了世界大洋的控制权,形成了单极独霸海洋的战略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冷战初期,美国海军也曾一度独霸世界海洋。当时虽然也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当你失去自己最强劲对手时,你将做什么?”“你如何重新确立海军的用途和中心?”1954年,哈佛大学着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跨洋战略”,警示美国海军及早进行战略调整。但美国海军比较麻木,没有及时地进行战略更新,造成了冷战期间美国海军长期的战略被动,严重迟滞了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

冷战后,针对相似的海洋战略格局,美国海军必须吸取冷战时期战略选择滞后的严重教训,及早探讨新形势下的一些重大战略问题:冷战时期强势的、以战为主的远洋进攻型海军是否还要维持?新形势下海军的角色与功能是什么?未来美国到底需要奉行什么样的新战略的新型海军?为了海军部队的发展,美国海军应当如何来向国会提出预算请求?[2]美国海军必须对“冷战型”的海军力量实施战略转变,积极主动地开启面向新世纪的战略选择进程。

一、战略选择的性质表现出极强的前瞻性和主动性

冷战期间,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具有明显的被动性。美国海军针对战争年代向和平时期的重大转变以及核时代的到来,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在思想上还沉迷于战争的荣耀之中,在理论上固守马汉的海军战略理论,这就造成了那时的美国海军只能被动地适应战略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压力。

冷战后,美国海军充分借鉴了这一缺陷和不足,及时出台新的战略理论,形成比较完备的战略文本体系,增强了战略选择的理论性,掌握了战略选择的主动权,战略选择的性质呈现出极强的前瞻性和主动性。

冷战的帷幕还没落下,美国海军就积极地探索冷战结束后海军的战略转变问题,海军领导机构及早筹建了“海军能力筹划组”,出台了“……从海上”战略文本,顺应了战略环境的骤变,适时实现了海军战略重点的转移,初步确定了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方向。两年后,美国海军及时洞察到“……从海上”的不足之处,适时出台了“前沿存在……从海上”。“前沿存在……从海上”弥补了“……从海上”战略概念的不足之处,强调了“前沿存在”战略概念的重要性,指出美国海军应着力向和平时期倾斜,大大拓宽了战略的适用范围,提高了战略的境界。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和联合作战趋势的不断加强,特别是“9·11”恐怖袭击后,美国海军敏感地意识到必须大力加强战略能力和战略手段的更新。美国海军组织力量,迅速出台了“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战略概念,牵引和塑造未来海军的战略能力拓展与生成。

阶段性战略调整完成之后,美国海军积极造势,主动组织力量,顺利制定了“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完成了冷战后新的战略选择进程。“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强调平时防止战争的功能,要求建立一支主要运用非战争手段以达成战略目的主导型新型海军,极具前瞻性。总之,冷战后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彻底摆脱了被动性的特征,呈现出前瞻性和主动性不断强化的趋势,这是美国海军顺利实施战略选择的重要保证。

一、第一次阶段性战略调整

1992年9月,由海军部长、海军作战部长和海军陆战队司令共同签署和发表了“……从海上——为21世纪筹建海军”的白皮书文件,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海军的作战目标、任务、方式和区域作了原则性的调整,也为未来15-20年美国海军力量建设提供了一个总体的战略框架。第一次阶段性战略调整主要实现了战略重点的转移,初步明确了战略选择的大方向。

“……从海上”的主要战略选择内容

1.宣布了战略重点的转移

“……从海上”根据国家安全战略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进行了战略定位。“……从海上”指出:“过去两年中,世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也随之改变,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战略重点也相应地改变了。……国家安全战略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的战略已经从注重全球威胁转移到注重地区性挑战和机遇上来。……我们海军部队将是这一战略主要部分——战略威慑与防御、前沿存在、危机反应和部队重建——的完全参与者”。[1]

“……从海上”主动地适应国家安全战略,“注重地区性挑战和机遇”的要求。已经掌握世界大洋制海权的美国海军要重新规划海军部队,战略重点从控制大洋转到控制“沿海”和全球海岸线地区上来。具体来说,美国海军在战争准备、作战地域和作战样式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战略重点的全面转移。

在战争准备方面,从重点对付苏联的全球性威胁,转变为重点对付地区性挑战。这体现了冷战后第一个军事战略——“地区防务”战略对海军战略的指导。

在作战地域方面,从以远洋外海作战为主转变为以对沿海远征作战为主。“……从海上”白皮书把“沿海”定义为“由两部分战场空间组成,朝海方向:为支持岸上作战而必须控制的从海岸至公海的海域;朝陆方向:能获取海上支援和防护的从海岸向陆地延伸的地域”。[2]

在作战样式方面,从以海军对海军作战为主转变为以从海上向陆地展开联合作战为主。海军最基本的作战样式可分为两种,即海军对海军作战、海军对陆地作战。冷战时期,与苏联海军争夺制海权是美国海军主要作战任务,所以海军对海军的作战占据最重要地位。冷战后,美国海军成为海上“霸主”,拥有了大洋制海权;而且冷战后美国海军的主要对手又是第三世界国家相对弱小的沿海防御型海军,所以美国海军的基本作战样式从海军对海军作战为主,转变为海军对陆地作战为主。

2.提出了海军的新方针

依据国家安全战略的需求,美国海军战略“由公海上的远洋作战转变为从海上的联合作战”。为适应这一根本转变,美国海军提出了新的战略方针:为国家提供“海军远征部队”、“为联合作战而编成”、“从海上进行前沿作战”、“根据国家需要进行组织变动”。“海军将适时对危机作出反应,冲突过程中为联合行动提供最初的、‘行之有效’的能力,持续参与持久的行动。我们海军将成为训练有素的‘海—空—陆’团队的一员,以随时响应联合指挥官执行国家政策。”[3]

3.明确了需要提高的四种作战能力

“……从海上”指出,“为适应战略需求,我们必须建构一支根本不同于过去的海军部队,这支部队必须高度灵活和强大以满足国家安全战略的要求。”[4]苏联的消亡,使美国海军掌握了世界海洋的制海权,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海军世界大洋的控制权难以遇到挑战,这就要求美国海军重新规划海军部队,调整海军的力量结构,建设适应新环境的海军力量,发展海军新的作战能力。

根据海军的新方针,海军除了要拥有前沿部署、危机反应、战略威慑和海上运输等传统作战能力之外,还必须大力加强和发展四种关键性作战能力,即指挥控制和监视能力、战场空间的控制能力、力量投送能力和力量持续能力。

“……从海上”的重要意义

“……从海上”对海军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为海军战略筹划提供了依据,为海军在国会活动提供了战略支撑,也为民间的防务分析家所赏识。“……从海上”的发表,为海军影响国家军事战略建构了基础。通过重新强调海军的远征作用,它取代了海上战略的理念,确立了冷战后海军的发展方向。它阐述了冷战后实现联合战略的需要,勾画了海军在联合行动中为完成任务所需的能力类型,提出要发展适当的海军战略和战术,与当时海军的战略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可见,“……从海上”完成了美国海军由冷战向冷战后战略重点的转变,初步明确了战略选择的大方向,对美国海军起到了指南和导向作用。对此,海军作战部长凯尔索上将指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由此我们可以勾画出21世纪格局需求的海军力量。”[5]

一、战略选择的方式呈现出思想准备与理论指导的严重不足

战后初期,美国海军痴迷于海战中取得的空前胜利,对自己的功劳津津乐道,对战后国际格局和世界海洋格局的骤变,对战争时期转向长久和平时期,对国内日益滋长的“核武器至上论”和“海军无用论”思潮,却缺乏应有的思想、理论准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或根本就难以考虑到所有这些变化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和严重问题。当问题发生后,又没能针对性地提出适应新环境的海军理论,也没有对马汉的理论作及时的更新与发展,只能是疲于应付。这是导致战后美国海军在第三次战略选择来临之际,显得手足无措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美国海军自身缺乏应有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是美国海军在新的战略性十字路口迷失方向的根本原因。

早在1954年,塞缪尔·亨廷顿就针对美国海军适应冷战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跨洋战略”思想,提醒美国海军应当加强战略理论问题的研究。他警示道:“一个军种的立根之本在于其推行国家政策中的作用,对军种作用地位的阐释可以称为战略概念。……如果一个军种没有这样的概念,它就会失去目标,必然在大量的相互冲突和矛盾的目标中颠来倒去,那退化就是必然的了。……如果海军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发展新的战略概念。”[1]针对当时的战略环境,亨廷顿认为美国海军必须超越马汉的学说,把理论重点从蓝水转向欧亚大陆,进而解决危机,证明自己在适应新形势方面是“灵活机动和富有活力的”。但美国海军没有重视这一问题的研究,没有发展相应的海军战略理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后期,美苏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苏联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而美国转入战略被动。与此同时,苏联强大的远洋海军力量迅速发展起来,成为苏联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撑,威胁到长期以来美国独霸海洋的局面。在这一新的战略环境下,美国国内针对海军在全球战略中的作用地位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残酷的斗争,美国海军在新一轮的博弈中,没有统一的战略理论,缺乏应对新形势的思想武器,导致了卡特时期海军的大幅度削减和海军地位的衰微。

这种缺乏海军战略理论指导的严重问题,一直到里根上台后才得以根本的改观。莱曼海军部长从重建海军战略入手,提出了“600艘舰艇计划”和“海上战略”,从高层统一了海军的战略理论和战略思想,提高了海军的战略地位,最终完成了冷战时期的战略选择。

二、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及时准备

美国海军战略决策机构发挥表率作用,不断发表战略性的文本,为新型海军的战略选择进行预先的理论准备。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海军成立了专门组织,大力开展新型海军的战略选择。

领导层率先积极筹划新型海军的战略选择

1.“前进之路”开启海军战略思想转变之门

在1991年4月号的《美国海军学会会报》上,由海军部长、海军作战部长和海军陆战队司令共同署名发表了“前进之路” 一文,这是冷战后海军和陆战队就战略问题发表的第一份联合声明。

“前进之路”提出,战略环境的变化要求海军变更力量的部署与模式,变更战斗群的结构,变更两栖戒备大队的构成,只有进行这些调整,才能在舰艇数量削减的情况下适应海军海外存在的需求。现在必须打破传统的作战中心,聚焦于前沿存在和再生能力。海军新的战略重点不再是应对一支对立的海军,而是存在行动,这些行动包括人道主义救援、国家重建、安全援助,以及维和、缉毒、反叛乱和危机反应等。[3]总之,“前进之路”主要侧重于阐述长远的战略思想,为美国海军战略转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2.《海军政策指南》奠定海军战略转变的政策基石

海军作战部长小弗兰克·B·凯尔索上将,对海军的基本指导政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指示海军作战部行政组(executive panel N-00K)负责此项工作。1992年5月,由海军部长劳伦斯·加勒特和作战部长凯尔索上将共同签署并发表了《海军政策指南》(The Navy Policy Book)这一文件。

《海军政策指南》明确聚焦于政策问题,因为海军深信政策会全面影响到战略的制定。该出版物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海军是什么和海军如何经营等问题,即海军作为一个组织是可信的、负责任的、有道义的和称职的;海军应接受和贯彻“总体质量领导”思想;海军应遵循持久的宽泛原则等。[4]总之,《海军政策指南》在于让全海军人员充分理解领导原则,掌握管理途径,补充了一年前出版的“前进之路”,其所提出的很多新思想和途径对日后的海军战略选择提供了政策基础。

成立专门组织大力展开新的战略选择

美国海军吸取了冷战期间缺乏理论指导的深刻教训,冷战即将结束之前就开始积极考虑冷战后的战略调整问题。美国海军部于1991年10月组建了“海军能力筹划组”(Naval Forces Capabilities Planning Effort),就苏联解体、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和日益加速的科技革命等影响美国海军基本职能的因素,作出全面评估,对下个世纪美国的海军能力作出评估,创造一个全新的海军战略概念”[5]

“海军能力筹划组”的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1991年10-12月。研究成员评估了国家安全环境中的不变和已变因素,以及这些已变因素对海军的作用地位和使命任务带来的影响,据此对未来环境作出某种假定,以对海军承担的作用与任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第二阶段为1992年1-4月。研究成员扩大到舰队代表,继续评估那些不变和已变的因素,旨在形成一个新的战略概念,确定执行新战略所需的海军能力,拟定解释新概念的白皮书。第三阶段为1992年5-10月。主要工作是确定力量结构,从而为新时代提供有效的海军能力,出版“……从海上”白皮书。[6]

可见,美国海军决策组织机构在冷战结束之前,就以前瞻的意识,及早组织了“海军能力筹划组”,探讨新形势海军的战略概念和能力结构。这有力地表明,美国海军顺应了时代的需求,积极地展开了面向新世纪的战略选择,大大提高了海军战略选择的主动性。


[1] 胡成国主编:《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页。

[2] John B. Hattendorf, D. Phil., U.S. Naval Strategy in the 1990s: Selected Documents,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6, “From the Sea”,p.1.

[3] John B. Hattendorf, D. Phil., U.S. Naval Strategy in the 1990s: Selected Documents,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6, p.12.

[4] John B. Hattendorf, D. Phil., U.S. Naval Strategy in the 1990s: Selected Documents, Newport,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6, p.39-40.

[5]冯梁编译:“美国‘从海上’文件的出笼及战略思考”,《海军学院学报》1995年冬季号。

[6]冯梁编译:“美国‘从海上’文件的出笼及战略思考”,《海军学院学报》1995年冬季号。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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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略选择的主体凸现了海军决策机构的核心作用

冷战期间,由于海军自身的理论不足,海军在战略选择主体中地位有严重的边缘化趋势,这与海军决策机构的不作为和不善作为是密不可分的。冷战后,美国海军运用强大的战略理论来统一海军内部的思想,对外统一口径,争取公众和国家决策层的支持,其中美国海军自身、特别是海军决策机构,发挥了战略选择主体的核心作用。美国海军决策机构的主动作为,为海军赢得了战略话语权,是确保战略选择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纵观冷战后美国海军的历次战略调整和战略定位的最终确立,期间均未曾遇到强大的压力和阻力,没有出现大的波折,海军决策机构的有效作为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冷战后,美国海军决策机构、特别是海军作战部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充分发挥了组织核心的领导作用,积极组织人力和相应机构,广泛而深入地推进新的战略筹划,引领海军的整体推进和转型,这为海军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同时,海军决策机构注重“自下而上”地吸纳各方的观点、建议和批评,以弥补战略概念的缺陷和不足。这一特点在“…从海上”和“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的出台中尤为突出。“海军能力筹划组”充分汲取舰队、海军官兵和学者的合理建议,确保了海军内部意见的高度统一。“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筹划过程中又更上一层楼,战略的研讨不但推广到海军内部,而且跨越了军种和民政机构,甚至组织了7次“与国家对话”的活动,广泛听取民众的呼声。

在新海上战略制定的过程中,海上战略执行委员会担当构建新海上战略的领导团队,海军作战部长行政组指导整个构建过程,核心团队负责新海上战略的协调组织工作,并承担文本的具体拟制工作,海上战略特别工作组负责评判各种想法和推广各种概念,海上战略构建相关者承担相应的具体细化工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海上战略的构建过程中,形成了主线明晰、纵横交织的立体化工作机制。这种机制的完备性,是新海上战略得以顺利构建、确立和实施的关键所在。

可以说,冷战后海军决策机构发挥的核心作用与科学方式的运用,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海军战略选择的健康进程,避免了不必要的失误。这就为海军掌握战略主动提供了组织保障,也是确保战略选择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

二、第二次阶段性战略调整

鉴于克林顿政府对和平时期的关注,以及“……从海上”对此问题的忽视,美国海军积极更新战略概念。1994年,美国海军颁布了“前沿存在……从海上”的战略文本,突出强调了前沿存在的重要性,对“……从海上”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完善和扩展,为奉行新战略的新型海军的战略选择奠定了思想基础,实现了第二次阶段性战略调整。

第二次阶段性战略调整的必要性

1.国家战略对海军的新需求

冷战后,美国在第一部国家军事战略——“地区防务战略”中,就明确强调“前沿存在”概念。“前沿存在”这一战略概念,虽然在美国海军的“……从海上”战略白皮书中也有所涉及,但是由于当时的侧重点是实现从冷战时期到冷战后时期战略重点的转移,对“前沿存在”的作用与地位尚未充分领会,未能将其重要性充分体现出来。

1993年1月克林顿上台后,修改了布什政府的“地区防务战略”,于1994年7月正式发表了冷战后第一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强调要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积极参与世界各地区的安全事务,有效应对地区危机和武装冲突等对美国安全利益构成威胁的事件。“国防部在对我们的战略和力量需求进行全面评估之后,国防部的重点转向以对付地区强国侵略为代表的新生威胁,我们的军队必须能迅速投送决定性的力量以确保美国的重大利益,并保护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在制定对付这些新生威胁的战略过程中,评估将重点放在保持海军部队的前沿部署上,认识到和平时期作战速度对海军部队结构的影响。”。美国政府和军方认为,前沿存在的部队在维护和推行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民主全球化等三大原则方面将发挥关键性作用。

美国海军要有效实现“参与和扩展”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必须重视在和平时期通过前沿存在行动来保持建设性参与。为了突出“前沿存在”的极端重要性,美国海军实施了第二次战略调整,把“前沿存在”提高到了“战略原则”的高度,并在战略文件的标题上加了“前沿存在”这个词。

2.“……从海上”自身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从海上”虽然实现了冷战后美国海军战略重点的转移,提出了新形势下海军的战略概念。这一战略主要是实现了战略重点的转移和阐明了海军战略的新方针,对上面提及的“前沿存在”这一战略思想没有充分的认识,对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的论述还不充分。也就是说,这一战略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对反潜战能力、海上控制能力和战略威慑能力等的忽视。对此,海军作战部长凯尔索上将就指出,这一战略仅仅是个开端,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美国海军在1994年上半年也宣称:“……从海上”只是基于“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过渡性战略概念,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一个更新的战略概念正在研究之中。

“前沿存在……从海上”的主要战略选择内容

1.从战略原则高度强调前沿存在的重要性

“前沿存在……从海上”在继承“……从海上”战略概念的同时,更新和拓展了 “……从海上”的战略概念,“扩大了战略概念的范畴”。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从战略原则高度强调了前沿存在战略概念的重要性。首先,前沿存在是美国安全战略的基础。鉴于美国的“重大利益存在于‘海上高速公路’或海上战略航线的末端”,美国必须奉行 “越洋”的国家安全战略。其次,前沿存在是美国军事战略之必须。克林顿政府的“灵活地有选择参与”军事战略,把“海外驻军”与“力量投送”说成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战略思想,要求美国海军发挥“海外驻军”的主要作用。最后,前沿存在是维护和平与对付危机的关键。“前沿部署的海军在和平行动与为对付不断升级的危机、地区冲突作出快速反应之间发挥关键的纽带作用。”[6]前沿存在既能发挥维护和平的作用,又能在维护和平无效时转而对付危机。

2.重申了海军新的战略方针

“前沿存在……从海上”战略文件,重申了“……从海上”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海军的使命仍然是通过海洋向外国的水域和海岸投送力量和国家的影响。”[7]“前沿存在……从海上”秉承和坚持了“……从海上”的战略方向,提出了海军将以前沿存在为重点,进一步建构为联合作战而编成的海军远征部队,更好地适应国家的需要。

3.确定了“前沿存在……从海上”的实施步骤

“前沿存在……从海上”战略文件提出,美国海军要在和平时期、危机反应时期和地区冲突时期全程参与、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平时期要坚持前沿存在,实施积极威慑,保持和平稳定。美国海军的重点是提高同盟国和友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参与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对敌实施常规威慑和核威慑。危机反应时期要通过快速反应,控制危机、防止冲突。海军为战区指挥官提供快速而有效的支援,投送海军远征部队,从“海上基地”发起对敌攻击。地区冲突时期,通过参加作战、提供保障,赢得战争。地区冲突中,海军支援陆基部队,控制近海区域,确保战略航线和海运的畅通无阻,从而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4.强调海军远征部队在联合作战中的突出作用

“前沿存在……从海上”战略文件提出,“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要求各军种进行联合行动,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在所有战区中有效作战,也确保了在各种形势下——和平时期、危机时期、地区冲突时期和平恢复时期——,我们能应用军事力量。”[8]“将所有的支援部队整合起来以提高战斗力,这是联合作战追求的目标,而海军远征部队恰恰具备这种能力。”[9]海军要在联合作战中发挥自身的特长,海军远征部队由于本身具备制陆、制海、制空和制天的能力,从而一直是诸军兵种合同作战及与盟国联合作战的主要力量,发挥骨干作用。

“前沿存在…从海上”的重要意义

“前沿存在……从海上”战略文件继承和发展了“……从海上”,对冷战后美国海军的战略概念进行了及时的补充和拓展。首先,它进一步强调了对付地区危机的重点应放在保持前沿存在上。这次战略调整特别强调了“前沿存在”的重要性,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加强“前沿存在”,更有效地防止危机、化解危机、控制危机,最终还是为了防止战争、力求不战而胜。这实际上就是后来新海上战略提出“防止战争与赢得战争同等重要”观点的发端。这是冷战时代的海上战略向新海上战略转型过程中迈出的又一关键性一步,为未来的新型海军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其次,它完善了美国海军在各种情况下的任务和作战运用,重申了通过实施长期的战略威慑、海洋控制、海上优势和战略海运来支持国家的战略目标。最后,“前沿存在……从海上”产生了广泛的战略影响。这一文件提高了海军的话语权和海军军种的地位,也是向国会提出要求的战略依据。

二、战略选择的性质呈现出明显的被动性和滞后性

正因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海军缺少适应新环境的战略理论,导致海军战略选择呈现出明显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只能被动地推进新的战略选择进程。

战后初期,美国海军面临的战略环境发生了巨变。残酷的战争年代已经过渡到长久对峙的和平时期,同时核技术催生了核时代的到来,这些因素都迫切要求海军进行战略理论的变革与创新,迫切要求海军重新审视新形势下马汉理论的变与不变,迫切要求海军出台新的战略理论体系以应对变化的战略格局。

然而,美国海军并没有及时更新自己的战略理论,而是继续沿用马汉的战略理论来应对变化的国际国内战略环境,这就造成了思想准备严重不足的困境。在美国陆、空军,特别是在空军以及反海军势力拼命打压下,甚至要肢解海军的严峻形势下,美国海军才为了自己的地位和生存,进行殊死的抗争,乃至掀起了“海军将官造反”运动。但海军衰退的趋势并没有得到遏制,只是尽力维护了海军的存在和弱化的状况。20世纪70年代,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国内对海军的作用地位展开了异常激烈的争论,这些新的国际国内战略环境促使美国海军进行斗争和变革。一直到里根上台后,海上战略的主动建构才最终结束了长期以来被动滞后的严重局面。

三、战略选择的动力主要来自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和不断更新的理论牵引

这次战略选择的动力,既来自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需求,更来自不断更新的战略理论牵引。

冷战战略格局的终结彻底改变了美国战略环境,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大战的阴霾消除了,地区性挑战成为美国最为现实、最为严峻的威胁;同时,世界海洋战略格局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美国海军单极独霸控制了世界海洋,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任何对手可以挑战美国海军的大洋控制权。战略环境和战略需求的变化,客观上要求美国海军的战略重点,从世界大洋转到濒海地区上来,也要求美国海军关注和平时期海军的战略运用问题,从而推动了美国海军“……从海上”和“前沿存在……从海上”战略文本的出现。

“9·11”恐怖袭击后,威胁的不确定性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滋长,成为美国必须面对的战略问题。战略环境的新变化客观要求美国海军不但要应对常规威胁,也要应对各种复杂的非常规威胁,要求美国海军能力生成的模式由“基于威胁”向“基于能力”的转变。美国海军在战略环境的推动下,出台了“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文本,提出了以“海上打击、海上盾牌和海上基地”为核心的战略能力要求,致力于全能型海军力量的建设,既能应对各种传统的威胁,也能应对各种复杂的非传统、非常规安全威胁。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海上安全环境面临的各种挑战,催生了美国海军“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的出笼,美国海军确定了达成战略目标的战略途径,最终完成了冷战后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

冷战期间,美国海军没有对战略理论进行及时更新,使战略理论长期滞后于战略环境和战略需求的变化,造成了长期的战略被动,大大延长了战略选择的进程。冷战后,美国海军深刻地反思了这一问题,借鉴了这一历史教训,紧紧抓住战略理论这把钥匙,用战略理论来开启战略选择之门,用战略理论来牵引战略选择的进程,结果是稳健、顺利、快捷地推进了战略选择的全过程。可以说,这是冷战后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一大亮点。

“……从海上”宣告了美国海军战略重点的转移,指引美国海军由制海型海军向制陆型海军的转变,规范了美国海军战略全局的调整方向。“前沿存在……从海上”弥补了“……从海上”的不足之处,强调了和平时期“前沿存在”的重要性,奠定了重视和平时期制止战争的理论基础。“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文件注重战略能力发展问题,指引美国海军发展多种战略能力,应付各种威胁。“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对阶段性的战略调整进行了整合,正式提出了新海上战略,规范了美国海军战略全局的转换。纵观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历程,可以看出,战略理论发挥了统领全局、指点迷津的牵引作用,并为美国海军战略选择提供了强大的牵引力。

三、第三次阶段性战略调整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促使美国对战略环境进行重新认识,急剧加快了美国国家战略的调整与变更。为应对新的威胁和满足国家战略的需求,美国海军依据国家战略和军事转型的要求,先后出台了“21世纪海军陆战队战略”、“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文件和“21世纪海军力量”文件。在这些战略文件中,“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文件居于核心地位,是第三次阶段性战略调整的突出代表。以“21世纪海上力量”为主的战略文件,系统、全面地拓展了“…从海上”、“前沿存在…从海上”等战略概念的内涵,特别突出了未来新型海军战略能力的发展,顺利实现了第三次阶段性战略调整。

第三次阶段性战略调整的必要性和战略基础

1.“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对安全环境的重新判定

“9·11”恐怖袭击事件充分暴露了美国本土安全防护存在的严重问题,它使美国深切地感受到:21世纪美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和危险”,恐怖主义、“邪恶轴心国家”、“失败国家”、跨国犯罪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技术的扩散等严重地威胁着美国的安全。而且这些威胁普遍更具有不确定性、跨国性、多样性、隐蔽性和突发性等特征,对美国国家安全形成日益复杂和严峻的挑战。这些威胁消除了美国长期以来享有的两洋屏障地理优越,迫切要求美国进行新的战略筹划。

2.美国国家战略的新需求

基于上述安全环境的判断,美国积极进行国家战略的调整。2001年9月30日出台了《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了美国国防改革的主要目标和主要内容:在战略重点上,强调了“欲在海外有效推行防务战略,美国必须确保本土安全,”[10]扭转了长期以来美国将战略重点放在海外,忽视本土安全的态势,将确保本土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放到了首位;基于威胁的不确定性,新国防战略建设的模式应从面向当前的“基于威胁”模式转到面向未来的“基于能力”模式;明确美军四项战略任务:让盟国和友邦放心、阻止未来的军事竞赛、慑止针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和恫吓、如果威慑失效,坚决打败任何敌手。通过改革、实验、创新和加强联合作战能力创建21世纪美军;在建军指标上,提出了/1力量指标:一要保卫本土安全,同时要在四个关键地区威慑对手,在这四个地区中的两个地区击败对手,在两场冲突中决定性地打赢一场。

2002年1月,小布什总统在美国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了美国必须坚定不移追求的两大战略目标:“我们将使恐怖主义营地停止活动,粉碎恐怖主义活动计划,并将恐怖主义分子绳之以法。”“我们必须防止寻求化学、生物和核武器的恐怖分子和政权威胁美国和全世界。”两大目标聚焦的核心是反恐战争,进一步明确了反恐的战略重点。

2002年6月,小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的讲话中,提出了反恐战略方针。小布什指出:“反恐战争不能仅通过防御取胜。我们必须向敌人开战,打乱他们的计划,在最坏的威胁形成前就面对它。当今世界,实现安全的唯一途径就是行动,这个国家将采取行动。”“我们的安全需要改革军队,要建立一支能很快对躲藏在世界任何黑暗角落的敌人进行打击的军队。我们的安全需要所有美国人能够目光长远、行动坚决,时刻准备好在必要时为保卫我们的自由和生命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11]小布什还提出:“美国的目标不仅仅是控制威胁、遏制怨恨。我们将超越反恐战争而努力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世界。”小布什的演说,标志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变化:美国不但要继续“外争霸权”,而且要确保“本土安全”;不但要维护现在的安全,而且要维护未来乃至长久的安全;对恐怖主义和“邪恶轴心国家”将采取更强硬政策,甚至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对潜在大国或未来竞争对手的威胁,也要严加防范;为保卫美国家安全和世界利益,可动用一切手段,包括使用核武器。

同时,美国还出台了《核态势评估报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等国家战略报告,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美国国家战略的调整。一系列国家战略文本的出台,实现了美国国家战略的转变,对军事力量发展和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战略需求。

3.美国军队建设转型和联合作战进程的加快

在新军事革命潮流的推动下,美军于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从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型。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大力推进军事转型。小布什总统公开发表了“加速军事转型是美国第一要务”的讲话,号召进行军事转型。[12]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将军事转型视为美军建设的首要任务,迫不及待地要求美军应尽快地向“小型、多能、快速、机动”的方向转变,还主导了《美国国防部转型路线图》的制定工作。2001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提出了“基于能力”的转型模式,建设全能型的军事力量。2002年5月,美国《国防计划指南》便正式提出了美国军事转型的具体计划和设想,并要求美各军种分别提出自己的《转型蓝图》。“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文章的核心思想就是对美国海军转型进行探讨。

1996年参联会颁布了《联合构想2010》,着重阐述了如何通过运用新的作战原则在各种军事行动中达成优势,为各军种指明了共同的方向,使各军种在准备迎接不确定而充满挑战的未来时,能按照联合作战理论和计划的框架来发展各自独特的能力。这一构想体现了信息时代先进的情报、指挥与控制,进而制定了4项作战原则:即“制敌机动”、“精确打击”、“全维防护”、“聚焦后勤”。2000年颁布的《联合构想2020》在继承《联合构想2010》的基础上,重点强调了“全谱优势”,所谓“全谱优势”,是指在所有军事行动中美军都能单独地,或与多国及跨机构伙伴协同击败对手并控制局势。[13]要拥有“全谱优势”,必须通过“信息优势”和“创新”来实现。

美国海军自提出“…从海上”、“前沿存在…从海上”战略文件之后,接连进行了“沙漠之狐”行动、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其中的阿富汗战争中,美国海军第一次在对一个纯内陆国家发动的战争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其航母既实施空中打击、又提供战场保护和活动基地。“小鹰”号航母还第一次作为特种作战部队的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军担负了75%的空中打击任务;对陆作战距离第一次超过2000千米以上;海军陆战队不但是岸上作战的先锋,而且也是岸上作战的主力;特别是第一次运用地面提供的信息,实施了近实时的空对地攻击。这些都为海军作用的扩大提供了极宝贵的实践经验。

5.美国海军战略概念体系的不足

冷战后,美国海军根据战略环境的变化和国家战略需求的调整,不断更新自己的战略概念。“……从海上”及时适应了冷战后的新环境,完成了海军战略重点的转移,提出了新的海军战略方针。“前沿存在……从海上”强调了和平时期“前沿存在”的重要性,弥补了“……从海上”战略概念的不足。上述两份文件对战略理论和战略能力建设概念方面的论述非常欠缺,也就是说美国海军的战略概念体系还不完备,存在很大的战略漏洞,急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1996年和1997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分别提出了“作战机动……从海上”、“前沿……从海上”文件,但主要是贯彻1994年提出的“前沿存在……从海上”战略概念,体现《联合构想2010》需求的作战层次的文件。后来美国海军又曾提出过“力量和影响……从海上”、“未来……从海上”文件,主要是贯彻《联合构想2020》精神的。进入21世纪之后,特别是“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海军急需要发展新的战略概念,完善战略概念体系。

“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文件的主要战略选择内容

2002年6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维恩·克拉克上将在海军战争学院“当今战略论坛”上,发表了“21世纪海上力量:新世纪的作战概念”报告,阐述了美国海军即将出台的“21世纪海上力量” 构想。,美《海军内情》公布了《美国海军转型蓝图》草案摘要,对“21世纪海上力量”进行了详细解释。随后,克拉克在《美国海军学会会报》10月号上全文刊发了“21世纪海上力量:投送决定性联合能力”(Sea Power 21: Projecting Decisive Joint Capabilities)的文章,全面阐述了美国海军未来的使命任务、作战理论和力量建设等重大战略问题,标志着美国海军扩展战略概念的开始。随后该刊接连发表了由副部长及各大舰队司令撰写的分报告式的系列文章,对克拉克的文章进行了详细阐述,实现了冷战后美国海军战略概念的第三次调整。这次阶段性调整所作出的战略选择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克拉克指出:“我们将继续推进海军力量的转变,从注重蓝水海上作战的‘海上战略’,转变到聚焦濒海的‘……从海上’和‘前沿存在……从海上’,再转变为一个拓展的战略,根据这个战略,海军部队将更充分地融入全球联合作战中去,以应对地区性和跨国性威胁。”[14]从中可以看出,“21世纪海上力量”在继续注重地区性威胁的同时,也将跨国性威胁拓展在内。

美国海军战略重点拓展的依据,是对新世纪威胁判断的认识。美国海军认为:“新世纪和平与安全的前景充满深刻的危险因素:准备在关键地区挑起冲突的国家,分布广泛且资金充裕的恐怖组织和犯罪组织,以及那些陷人民于绝望境地的失败国家”。[15]而且“传统危险和新兴危险结合起来,对我们国家构成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更为严重的是,“未来的敌人将试图阻止我们进入世界关键地区,威胁我们在海外的关键性盟友和利益,甚至试图对美国本土发动进一步的袭击”。[16]针对这样的安全环境,美国海军认为必须拓展战略视野,既要关注地区性挑战,也要关注跨国性威胁。

“21世纪海上力量”根据对威胁判断的认定和国家战略的调整,在继承濒海战略重点的同时,突出强调了“要充分利用地球表面最大的机动空间——海洋”。美国海军认为,在威胁呈现出不确定性、多样性、隐蔽性和突发性的时代,在作战空间呈现出陆海空天电日趋一体的趋势下,海洋能提供一个广阔的机动空间,从海上可以向全球投送直接的决定性力量。通过海上机动不仅能减少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还能在多点对对手构成多元威胁。可见,“21世纪海上力量”大大拓展了美国海军的战略视野,实现了战略重点的平衡,适应了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

2.战略使命任务的拓展

根据冷战后初期的战略形势和国家的战略需求,“……从海上”和“前沿存在……从海上”确定了海军的战略任务与使命:前沿存在、危机反应、从海上投送兵力、战略威慑、海洋控制和海上运输等,其中前三项是加强的重点,而海洋控制和海上运输则退居其后。

美国海军历来都是以“外争霸权”为主的,本土防卫原属海岸警卫队的使命任务。但“9·11”事件后,本土安全成为美国军事力量的首要使命,美国海军也把保卫本土安全放在首要地位,既要以“内保安全”为主,同时也要加强“外争霸权”。战略使命的变化迫切要求美国海军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任务。“21世纪海上力量”提出了海军必须承担起“海上控制、力量投送、战略威慑、战略海运、前沿存在”等任务,可以看出“21世纪海上力量”突出强调了“海上控制”和“力量投送”的任务,以应对各种新兴威胁。

在“……从海上” 战略文件中,美国海军提出了新的战略方针:为国家提供“海军远征部队”、“为联合作战而编成”、“从海上进行前沿作战”、“根据国家需要进行组织变动”。 这一方针强调投送的是“海军远征部队”, “海军远征部队”要与其他军种部队联合作战。

在“21世纪海上力量”文件的副标题中,提出了“投送决定性联合能力”这一带方针性的说法。行文中明确提出,“未来的海军作战将利用革命性的信息优势和分散的网络化部队能力,为联合部队司令提供空前的进攻力量、防御保障和作战独立性。”[17]这一新的战略方针要求投送的是“决定性联合能力”,而不再是单一军种的“海军远征部队”。这就将海军战略方针提高到了军事战略方针的高度,将海军提高到了联合作战的中枢地位,也大大扩展了原海军方针的内涵。

“21世纪海上力量”完全从联合作战的角度出发,要求“把海军部队完全纳入对付地区和跨国威胁的全球联合作战中去”。这还是第一次在一个军种的发展构想中把联合作战放在了核心地位。

战略方针的改变必然对战略能力提出新的要求。美国海军依据新的战略方针,拓展了海军战略能力。“……从海上”战略文件中提出的四种关键性作战能力是:“指挥控制和监视能力、战场空间的控制能力、力量投送能力和力量持续能力”,这四种“关键性作战能力”,是适应海军从“远海”向“濒海”战略重点的转移而提出的,以濒海对陆作战为主。

为满足联合作战的深层需要,美国海军提出了三个发展战略能力的概念:“海上打击、海上盾牌、海上基地”。这三个相互交织的全新概念,用以高度概括美国海军在21世纪应具备的作战能力。这比“……从海上”战略文件中的“四种关键性作战能力”更全面、更深刻、更有层次性,也是“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文章的核心。

“海上打击——从海上投送精确的、持续的进攻力量。”与以往的海军力量投送相比,海上打击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是一种决定性的多维打击。打击方式包括,“动态地利用持续的情报、侦查和监视、时间敏感目标打击、由舰到目标机动、信息作战、在未来战役中提供隐蔽打击以输送毁灭性力量和精确打击”。拓展的力量投送能力实现途径,是通过对传感器、战斗系统和作战人员进行联网来增强海基部队的进攻威力。

“海上盾牌——将防御保障拓展至全世界。”以往的海军防御主要是为作战单元、舰队和海上交通线提供安全保障,而海上盾牌的防护范围则超越了作战单元与特混部队防御,为美国提供海基的战区防御和战略防御,将防御拓展到全球。作战样式包括拓展的本土防御、支持进入濒海地区及向内陆纵深投送防御力量。与海上打击一样,这些一体化作战行动的基础,是信息优势、所有部队的网络化和一支快速灵活的海基部队。

“海上基地——提高联合作战的自主性。”鉴于未来网络化武器和传感器的广泛应用,将大大增强海军部队在联合作战中的效力,为实现这一目的,美国海军提出要大力利用海洋这一机动空间。海上基地是海上打击和海上盾牌得以实施的基础。海上基地能力包括:为联合部队司令提供全球的指挥控制能力、不断拓展对其他军种的一体化后勤支援能力、强化部队防护能力、释放空运海运能力以支援岸上的作战行动。海上基地为完成自己的使命——提高作战自主性和对联合部队的支持,必须大力发展海上活动的平台,这些平台必须具备网络化、机动性、安全性和高效性的特征。

美国海军提出的“海上打击、海上盾牌、海上基地”三个战略概念是相对独立、互为支撑、相互交织的,这三个概念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基础:力量网络化。只有通过高效能的网络化,将所有力量联为一体,才能充分发挥三大战略能力的效能,才能真正实现一体化的联合作战。于是美国海军提出了“力量网络:为21世纪战争塑造能力”的概念,以整合部队特别是整合海军的战略能力。

美国海军认为,力量网络是将海上打击、海上盾牌和海上基地黏合在一起的粘合剂。“它是信息时代海战的作战构思和结构框架,它将作战人员、传感器、指挥控制、平台和武器集成为一个网络化分布式的战斗力量。”[18]力量网络将提供一种通过系统集成、功能互补和使命协调而大幅度提高战斗能力的结构框架。它将转型态势感知、加快决策速度、有助于大范围地分布战斗力量。力量网络将信息用于基于知识的作战行动,提高部队的生存力。它还将为联合部队和盟国部队提供实时更新的协作计划。

“力量网络”是美国海军“网络中心战”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它超越了单纯海军军种的范畴,直接纳入为联合作战服务的层次,是“网络中心战”理论的跃升。“力量网络”概念侧重于美国海军软实力的建设,充分利用美国在信息、网络方面的绝对优势,将“海上打击”、“海上盾牌”和“海上基地”的战略效能连成一体,形成三位一体、攻防一体的整体作战能力。

5.战略能力运用的拓展

战略方针和战略能力的拓展必然要求拓展战略能力的运用。美国海军提出了新的战略能力运用概念——“全球作战概念”,将战略能力的运用拓展到全球,以贯彻“21世纪海上力量”战略。

“全球作战概念将分散战斗打击力量”,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创立更多的“能在全球同时作出反应的自主作战群”。前沿部署的部队进行不同的编组,就可以顺利地转变成不同的海军能力包。这些部队将进行实时调整以满足联合部队司令的使命需求,辅助其他可用的联合部队,其规模的大小取决于手头任务的大小。全球作战概念将运用以下灵活的力量结构:航母打击群、远征打击群、导弹防御水面战斗群、特别改进的“三叉戟”潜艇和一支现代化的、能力改进的战斗后勤力量。

为遂行“全球作战概念”,在兵力结构上,美国海军要拥有375艘舰艇组成的海军舰队,要组成37个独立打击群,即12个航母打击群、12个远征打击群、9个导弹防御水面行动群以及4艘巡航导弹核潜艇。在作战指标上,美国海军必须达到军事战略提出的“/1”战略指标:保护美国本土,在四个战区提供前沿威慑,在同一时间迅速击败两个侵略者,在这些冲突中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6.战略能力建设途径的创新

为加快推进海上力量的转型,加速舰队作战能力的发展进程,美国海军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新组织程序:“海上试验、海上勇士和海上企业”,明确了海上力量发展建设的方法、步骤和途径。

“海上试验”是为了把新概念和新技术融为一体、不断提高作战效能并不断保持创新的程序。“21世纪海上力量”提出:“海军的一切要从舰队开始,海上试验将由舰队领导”。[19]也就是说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技术要由舰队组织,进行推演、试验和演习,从中遴选出具有最大潜力的技术和概念。舰队部队司令部负责海上试验,第2.第3舰队司令负责海上打击、海上盾牌和海上基地能力的发展。在海上试验的过程中,必须要加强军种内部、军种之间和军民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使舰队具备更强大的作战能力。

“海上勇士”是为了确保海军人员能胜任其职,“最大程度地优化人力资源的评估、训练和使用”,确实称得上是一场人员训练与使用革命。主要包括优化人员配置、减少平台乘员和提高官兵教育训练水平等内容,重点强调人的关键性作用。海上勇士计划由主管人力和人事的部长及海军教育训练司令部司令负责,它将培养出技能高、活力强、胜任职责的海军各种专业人员。

“海上企业”是为更快速、经济地完成海军资源结构的调整,“为明天的舰队提供资源”的程序。海上企业试图借助商业革命的成功经验,以技术替代人力,优化需求,合理规划投资方向,以最佳的费效比增强作战效能。海上企业由作战部副部长来领导实施,涉及海军总部、系统司令部和舰队。通过海上企业的实施,努力改进组织整合,精炼需求,重新投资资金结余以购买为转型所需求的平台与系统。“海上企业”计划的主要经营途径,一是向海军领导人提供学习经营管理、财政和信息技术的机会。传统上海军的领导只是关心如何训练以提高战术技能,而“海上企业”计划则认为像经营好企业一样经营海军和训练工作同等重要,因此海军中高级军官要学习商业经营和管理。二是尽可能地与其他军种共享技术与系统以节约资源。如海军与陆战队战术航空兵一体化计划可为这两个军种节省数十亿美元,与空军共同进行弹药开发,与陆军共同进行高速船试验等。

第三次战略调整的重要意义

首先,这次战略调整重点解决了战略理论和战略能力的发展问题。以“21世纪海上力量”为核心的战略文本,聚焦发展“海上打击、海上盾牌、海上基地”三大核心战略能力,强调三大战略能力互为作用、相互支撑的关系。“力量网络”是将三大战略能力集成为一个系统的纽带与粘合剂,是三大战略能力发挥的赋能器,以实现“投送决定性联合能力”,实施“全球作战概念”的目标。“海上试验、海上勇士、海上企业”是开发三大战略能力的组织程序和途径,是三大战略能力得以实施的关键所在。可以说,“21世纪海上力量”为核心的战略文本,继承了“……从海上”和“前沿存在……从海上”的战略概念,以战略能力为重心,勾画出美国海军未来发展的蓝图,进一步拓展了美国海军的战略概念,完善了冷战后美国海军战略概念体系,为新海上战略的诞生作出了最后的铺垫。

其次,“21世纪海上力量”的新战略方针是“投送决定性联合能力”。这一新的战略方针强调投送的是“决定性联合能力”,而不再是单一军种的“海军远征部队”,将海军战略方针提高到了军事战略方针的高度,将海军提高到了联合作战的中枢地位,提高了海军的战略地位。


[1]U.S. Navy Dept.,“…From the Sea: Preparing the Naval Service for the 21st Century.”,(Washington, D.C.:[ 1992])).

[2] U.S. Navy Dept.,“…From the Sea: Preparing the Naval Service for the 21st Century.”,(Washington, D.C.:[ 1992])).

[3] U.S. Navy Dept.,“…From the Sea: Preparing the Naval Service for the 21st Century.”,(Washington, D.C.:[ 1992])).

[4] U.S. Navy Dept.,“…From the Sea: Preparing the Naval Service for the 21st Century.”,(Washington, D.C.:[ 1992])).

[5]小弗兰克·B·凯尔索上将:《从海上,面向未来》,《海上力量》,1993年4月号。

[6] John B. Hattendorf, D. Phil., U.S. Naval Strategy in the 1990s: Selected Documents,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6, p.152.

[7] John B. Hattendorf, D. Phil., U.S. Naval Strategy in the 1990s: Selected Documents,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6, p.150.

[8] John B. Hattendorf, D. Phil., U.S. Naval Strategy in the 1990s: Selected Documents,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6, p.156.

[9] John B. Hattendorf, D. Phil., U.S. Naval Strategy in the 1990s: Selected Documents,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6, p.156.

[10] 黄柏富主编:《“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选编》上册,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2年12月版,第9页。

[11]黄柏富主编:《“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选编》上册,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2年12月版,第156页。

[12]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新世纪美国军事转型计划》,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页。

[13]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备战2020——美军21世纪初构想》,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2月版,第188页。

[14] Admiral Vern Clark, Sea Power 21: Projecting Decisive Joint Capabilities, Proceedings, October 2002.

[15] Admiral Vern Clark, Sea Power 21: Projecting Decisive Joint Capabilities, Proceedings, October 2002.

[16] Admiral Vern Clark, Sea Power 21: Projecting Decisive Joint Capabilities, Proceedings, October 2002.

[17] Admiral Vern Clark, Sea Power 21: Projecting Decisive Joint Capabilities, Proceedings, October 2002.

[18] Admiral Vern Clark, Sea Power 21: Projecting Decisive Joint Capabilities, Proceedings, October 2002.

[19] Admiral Vern Clark, Sea Power 21: Projecting Decisive Joint Capabilities, Proceedings, October 2002.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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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略选择的主体呈现出海军常被边缘化的倾向

在第一次战略选择进程中,美国海军被排除在战略选择的主体之外,无法左右海军的大政方针,成为政治家和政党政治的副产品。第二次战略选择进程中,美国海军成为战略选择的主体成员之一,并发挥了核心作用,引导了政府和国会的决策。第三次战略选择进程中,美国海军的主体地位被边缘化,难以发挥核心作用。在第三次战略选择中,战略选择主体除了传统的总统、国会和政府外,日渐发展起来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成为冲击美国海军战略选择主体地位的新因素。

战后,美国发展起来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主要包括两大新要素,一是国家安全的决策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二是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日渐发展与完善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扩大了海军战略选择机制的组成范围。同时,战略选择机制的纵深进一步拉大,海军处于选择机制的末端,受制约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四、战略选择的制约因素主要是军备缩减和军种竞争

冷战后,制约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军备缩减和军种间的竞争,这些制约因素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必须面对的客观实际,也对海军战略选择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战略的制定必然受制于财政资源的总量及其分配。各个军种在进行战略选择时,必须考虑到可支撑的财政能力。冷战后,在世界大战危险淡化的趋势下,美国政府缩减军备,压缩国防开支是不可逆转的潮流,美国海军也不例外。1991年到2000年期间,海军总体力量呈下降趋势,现役战舰由1991年的526艘削减为2000年的318艘,现役官兵由1991年的57万人削减到2000年的37.3万人。[1]财政的紧缩和力量的压缩,对海军进行战略选择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美国海军必须适应财政资源的许可,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战略重点的调整。如果不能正确处理战略调整与军备缩减的关系,就容易导致美国战略平衡状态的失衡,难以兼顾所有的战略能力和手段。

冷战期间,军种间不良的竞争态势是制约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冷战后期颁布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核心目的是控制军种间的不良竞争,奠定联合作战的法律至尊地位。

冷战后,联合作战虽然成为全军的基本共识,但军种间地位作用的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海军的战略选择。比如,“前沿存在…从海上”颁布后,许多陆战队官兵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该文件标志着海军再度聚焦蓝水,也偏离了联合远征战的趋势。陆军和空军更是积极地应对“前沿存在…从海上”,他们极力向国会和国防部强调自己军种在联合前沿存在中的独特贡献和地位,也大力更新海外战区的装备。陆空军军官极力贬低海军的作用地位,声称一旦陆空军发起作战行动,海上军种在作战维持方面的用处是寥寥无几的。[2]

“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军虽然迅速赢得了战争,但战后秩序的重建和维持稳定却需要投入大量的陆空军,特别是陆军,海军再度面临边缘化的危险,甚至有人认为海军最新的角色可能延伸到濒海地区,担负阻断恐怖分子和走私分子的任务,同时为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援;传统的“蓝水”任务已经大大淡化了,可以大幅度削减海军的力量。这种军种间的地位作用之争,是海军战略选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四、战略选择的动力主要来自对国家及海军命运的关心和重视

冷战期间,国家战略需求的变化与调整,以及海军自身的努力是推动海军战略选择的重要动力。

国家战略既是海军进行战略选择的根本依据,同时也为海军进行战略选择提供了现实需求和牵引力。可以说,国家战略的每次调整与变革,都促动海军进行战略性的调整与变革。

比如,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推行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要求海军必须具备核能力,否则就会遭致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在这一战略的牵引下,美国海军推进了海军的“核革命”,实现了主战舰艇的核动力化和核武备化。再如,里根上台后,推行“新灵活反应战略”,重整军备,对苏采取强硬政策,极力恢复海军的优势地位。在这一战略的激励和鼓动下,海军提出和实践“600艘舰艇计划”,提出了海军赖以立身和发展的海上战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战略的需求是推动海军进行战略选择的主要动力。

在国家战略的牵引促动下,海军积极地致力于推动自身的变革,成为海军战略选择的推动力。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海军积极实施登陆作战、对陆打击和海上封锁作战等,以出色的表现和战绩回击了盛极一时的“海军无用论”,暂时扭转了海军的颓势,稳定了海军的战略地位。

战后初期,在国家决策层迷信核威力、信奉“核武器至上”的压力下,美国海军上层积极寻求应对和变革。尼米兹出任海军作战部长时,一方面指出核武器的不足之处,极力维护海军的作用地位;另一方面掀开了海军核动力化和核武备化的序幕。在海军核动力化的进程中,里科弗在组织和实施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阿利·伯克出任海军作战部长后,大力推进海军的“核革命”进程,完成了海军适应核时代的战略转变,稳定和提高了新战略环境下海军的地位作用。

在20世纪70年代海军日趋衰微的趋势下,海军积极投身于海军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作用地位的大辩论,顶住了建造小型航空母舰的压力,极力推动海军的复兴。在里根重整军备中,美国海军在莱曼海军部长和沃特金斯作战部长的领导下,从全局的战略构建入手,大力推动海上优势力量建设和海上战略的制定,扭转了海军发展的颓势,完成了海军的战略选择,提高了海军的作用地位。

五、战略选择的进程显得十分有序而又稳健快捷

冷战期间,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曲折而难产。相比之下,冷战后的战略选择进程表现出有序、稳健而快捷的特征。冷战后,美国海军战略决策机构针对战略全局的调整,顺时而动,及时出台和更新自己的战略理论,牵引和推动了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牢牢掌握了战略选择的主动权,对战略选择的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战略选择的进程来看,美国海军首先分三个阶段实施了战略调整,分步骤、分阶段地逐一解决重大战略问题,阶段性调整完成之后,美国海军及时出台综合性的新海上战略,完成了冷战后的战略选择。美国海军从阶段性调整到综合性转变的做法,大大降低了战略选择的阻力,也在一定时期内聚焦了海军的力量,保证了战略选择进程的有序、稳健和快捷。

五、战略选择的制约因素主要是不同观念分歧与军种之争

冷战期间,制约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因素很多,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严重制约着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进程。

战后,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向欧洲大陆,稳定欧洲,抗衡苏联逐渐成为美国安全战略的核心,遏制战略在杜鲁门执政时期逐渐浮出水面,并成为冷战其间美国历届政府遵循的基本战略。

遏制战略以欧洲大陆为主要战场,以抗衡苏联为目标,以遏制为主要手段。遏制战略的推行,实质上否定了马汉以来美国政府长期所推行的海洋战略,把在欧洲大陆遏制和挫败苏联的进攻作为美国最迫切的战略需求,而控制海洋则成了次要的需求。这种战略的大陆性必然对海军的战略选择形成持久的阻力和压力。

“核武器至上论”与“海军无用论”的长期垄断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原子弹的出现和使用,标志着军事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战后,美国在战略需求这个问题上日益出现一种新的迥然不同的倾向性。一时之间,“核武器至上论” 与“海军无用论”迅速蔓延开来,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更是这一思潮和势力的集中反映,核武器至上论者认为海军在未来的核战争中没有用武之地,海军舰艇在核武器的打击之下,必将遭受覆灭性的摧毁。这种思潮和势力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对海军的地位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严重制约着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进程。

战后,国际国内战略环境的剧变,激发了陆海空三军之间激烈的地位竞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大陆性,客观上将陆军和空军置于防御的前沿,海军退居二线。美国海军在海洋上没有直接的敌人和美国的核垄断,成为陆空军反对继续保持舰队的理由。国家武装部队体制的改组进一步威胁到美国海军的生存,因为陆军和空军联起手来要肢解海军,将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分别并入陆军与空军的行列,彻底将海军变成一支承担保交护航的附属兵力。

在军种地位的激烈竞争中,空军与海军的斗争尤甚。空军认为,用原子弹武装起来的战略性空军已经“完全”取代了充当国家第一道防线的海军,空军大肆鼓吹“海军无用论”,极力维护自己的核垄断地位,压制海军发展核能力。海军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进行了艰苦的抗争,甚至一度掀起了“海军将官造反”运动,来抗议和抵制空军的压制。

在20世纪70年代,针对海军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作用地位,新一轮的军种竞争高潮再次掀起。海军面临的问题在于,美国防务预算总的来说是针对苏联在欧洲发动战争这一设想的。在空军和陆军看来,其他战场都是次要的,因为足够对付苏联的部队当然也足够应付其他情况,而在对苏战争中,空军和陆军是主角。他们极力贬低舰载航空兵的作用,也非常忽视海军可能对陆上战斗作出直接贡献,认为远不如欧洲战场上的陆基空军更有威力。

可以看出,战后军种之间地位的竞争严重威胁到海军的战略地位,严重干扰和制约了海军的战略选择。

六、战略选择的结果将带来海军新世纪的新繁荣

“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是美国海军在冷战后三次阶段性战略调整的基础上,正式形成的新海上战略。它的战略定位比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海上战略还高。原有的海上战略被明确定位为“军事战略的海上部分”,是高于海军战略的。新海上战略并没有再作新的明确定位,但它是由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三方共同制定的,已不是单纯的海军战略;它明确指出要接受《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国家军事战略》、《国家海上安全战略》的指导,不只是“国家军事战略的海上部分”;特别是它反复强调要“实现持久的国家战略目标”,即要直接为美国大战略服务。

“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的核心,仍然是“以海制陆”思想,这与冷战后美国海军三次阶段性战略调整一脉相承。但是,“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的谋略思想更高超,特别强调通过各种力量的“合作”,通过“软实力”的运用从海上影响甚至主导陆上事务,追求不战而胜的最佳效果。新战略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实质上是实施一种大联盟策略,企图扩大阵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这也是与所谓“千舰海军”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新战略企图改变冷战期间以战为主、崇尚进攻的霸权型海军形象,改而构建一支在大联盟、大合作的国际环境中,起主导作用的新型海军。不再宣扬直接控制海洋,转而通过控制全球体系,来间接控制海洋,进而控制世界。不过,新战略强调,适应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倡导国际合作,强调主要通过海上力量的非战争运用,达到最终战略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未来世界海军战略某些方面的发展潮流和趋势,不但对美国海军今后的长远发展有着深刻影响,而且会对未来世界海军的发展带来一定的推动作用。


[1] John B. Hattendorf, D. Phil., U.S. Naval Strategy in the 1990s: Selected Documents,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6, p.4.

[2] John B. Hattendorf, D. Phil., U.S. Naval Strategy in the 1990s: Selected Documents,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6, p.16.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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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战略选择的进程漫长曲折而又抗争激烈

在美国海军第三次战略的进程中,充满着曲折和斗争,其中国家战略的曲折反复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中,由于动力因素和制约因素的相互作用,加上美国海军自身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不足,导致战后美国海军在新的战略选择中,进程漫长,充满着曲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延续了40多年。海军在漫长的进程中,不断同各种反海军势力进行艰苦的斗争,探索和确定美国海军应有的地位作用。

七、战略选择的结果效益巨大且影响深远

战略是使手段与目的相结合的一种谋略,清醒地认识和确定海军战略,对于海军的发展至关重要。长期以来,美国海军难以确定冷战环境下的战略,这是导致冷战前期海军发展步步受阻的一个重要因素。

20世纪80年代中期海上战略的出笼,结束了这一局面。海上战略确定的目的是清楚的:威慑——或威慑失败——使战争在有利于美国和它的盟国的条件下结束。手段也是清楚的:建立一支600艘舰艇的海军。[2]这一战略统一了海军的思想,有力地捍卫和提高了海军的地位作用,大力推进了海军的变革与复兴。海上战略的提出,完成了美国海军冷战时期的战略选择,对苏联海军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和高压,逼迫苏联进行海军军备竞赛,以拖垮苏联,为冷战的尽早结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直至今天,海上战略对美国海军遂行新的战略选择都有极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2007年美国新海上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就吸取了海上战略许多成功的经验,它为新海上战略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战略支撑。


[1] Samuel P. Huntington,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Transoceanic Navy”, U.S. Institute Proceedings , pp483-93.

[2] 《美国海上战略》,海军装备论证中心科技部,1986年版,第26-27页。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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