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日本难以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日本

2019-11-29 02:48栏目:战略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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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不少人担心,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会成为东亚和平、中日关系改善的绊脚石。这种担心是否必要?日本右翼分子如果在日本得势,日本极易重返军国主义道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不能感情用事,以偏概全。从根本上说,日本军国主义不可能复活。这是国内与国际两大格局决定的。就日本国内来说,老龄化、少子化是日本社会的典型特征,日本军人平均年龄三十多岁,远高于其他国家,银发民族主义导致日本社会越来越保守化,和平主义思想盛行。从人口学角度来看,日本社会、日本民意无法支撑军国主义。

时至今日,邓小平的这些基本观点依然适用。同时,基于新的客观事实和更多信息与分析,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确认,历史发展到今天,即使有个别日本政客想重温军国主义旧梦,日本也已不会成为军国主义国家了。

  第四,日本没有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财政基础。走军国主义道路意味着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这就需要有雄厚的财力支持。日本目前正在面临长期的财政困境。如果说中国现在的主题仍然是“发展”,日本现在的主题则已是“保持现状”,但日本经济想“保持现状”很不容易。其次,在长期财政困境中,社保支出与防卫预算之间出现了深刻矛盾。在日本的民主体制下,扩大财政支出的社会压力主要来自于社保支出。日本政客为了获得选票,不敢怠慢选民的这种要求。现实就是,日本既不想打仗,也没钱打仗。

冷战前期中日从敌对走向友好:20世纪5060年代,中苏与美日对抗;70年代初,中日美联合抗苏。这既是国际战略格局巨变的产物,也是中国对日政策成功使然。该政策的核心理念是积累、渐进,目标是化敌为友,路径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手段是打、拉、压。1972年中日化敌为友只是初步的,两国要真正友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复交后的中日关系存在两大隐患:一是《日美安全条约》的远东条款涉及中国;二是日本若重搞干涉主义,中日友好就无从谈起。

改善中日关系、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和东亚地区一体化建设,才是消除东亚和平稳定隐患的根本之道。顺着历史的惯性、跟着起哄反日,只能上了美国的战略圈套——用老三拖住或拖垮老二,维持其老大地位。中日合作,才能从根本上促成东亚合作大局,维护好亚洲人民的根本福祉,而不是相反。

为什么说日本难以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现在还有本钱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吗。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军事大国,也使日本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军国主义恃强凌弱,客观上也是以邻国的积贫积弱为前提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东亚同时出现了中日两个强国,这是前所未有的。面对这种新形势,现在的日本也已无人再奢望征服中国大陆了。

  第三,现代日本经济需要的是和平,而不是侵略战争。日本的和平主义不仅基于战争反思,而且还有现代日本经济需要和平这种深刻的现实经济根源。

军事隐患问题

事实上,军国主义的幽灵不仅在日本游荡,在其他国家也有。普通民众往往固于刻板印象,而忽视了它们的存在与危害,这是非常危险的。

第三,现代日本经济需要的是和平,而不是侵略战争。日本的和平主义不仅基于战争反思,而且还有现代日本经济需要和平这种深刻的现实经济根源。

  正确判断国际形势,确认“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是当年邓小平确立中国的新路线和新政策的一个基本前提。在对国际形势的这种判断中,他对日本是放心的。他说,整体上,“我们不担心日本对中国有什么威胁”,“我们也理解日本应该有足够的自卫力量。”日本有极少数人想复活军国主义,“我们只担心这么一点”。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日本绝大多数人是反对这种倾向的。”中日“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友好下去”。

鉴于《日美安全条约》和日本国家发展道路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增大,未来中日两国能否友好,取决于日本何去何从。这正是冷战前期中国的看法。日本前外务大臣藤山爱一郎认为:周总理的对日政策是:日本曾经做过极其粗暴的事。但互为邻国,又离不开,所以要它成为不粗暴的国家。为了减小中日交恶的可能性,笔者愿指出两点。

从日本经济来说,安倍经济学乏善可陈,经济增长前景不明朗,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使其无法维持庞大军事开支;从政治上说,日本虽有右翼化倾向,但更主要的是保守化,害怕改变、害怕失去,成为日本政治气候,尽管日本当局在大力推动正常化,借助美国的支持加速军事走出去,但日本民众不愿意为美国利益送死,作为象征日本的天皇反而成为自由主义者,不存在军人干政——更不用说主政的基础。

对于唯一曾攻击过美国本土的国家,美国对日本的担忧和防范实际始终放不下,美国决不希望再次出现一个穷兵黩武的日本。《日美安保条约》和驻日美军具有防止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功能。基辛格曾反复强调,驻日美军会成为抑制日本强化军事力量的阀门,《日美安保条约》就是为此而存在的。

  日本已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

《日美安全条约》的侵略性增大了中日关系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冷战后重现日美对中国的二对一格局,导致中国坚决反对日本利用该条约遏制中国。2015年后,日美安保体系更具侵略性。这使中国面临两个新情况。

“忘记过去,失去一只眼睛;沉溺于过去,失去双眼。”我们在敦促日本当局正面历史、牢记历史教训的同时,也不能沉溺于历史,失去对未来的判断,陷入“自我实现的预言”。其实,中日关系终究是要好起来的。我们举办“9·3”大阅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并非记住仇恨,而是铭记历史、展望未来,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中国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建设者、维护者的基本事实。

第二,和平主义与民主制度相结合,使军国主义更加成为不可能。日本过去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不仅有其社会思想基础,而且还有其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基础。经过六十多年,和平主义的主流思想意味着,日本选民普遍反对一切战争,特别是反对侵略战争,另一方面,民主制度又会使任何好战的政客都会被和平主义的选民和议会所淘汰。

  一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从一个经济体对另一个经济体的战争,转变为同一经济体内部的战争,在主要经济体之间,尤为如此。如以侵略战争破坏中国经济,对日本无异于经济自杀。二是麦克阿瑟解散了作为军国主义经济根源的日本财阀。时至今日,日本大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已是高级经理人员。把他们想象为曾导致二战的日本财阀,是错误的。三是日本已深切地认识到,以和平的商业途径获得资源、能源、市场等,才是发展经济的唯一正确道路。

纵观战后日本70余年的历史,其国家发展道路可诠释为:战后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之争存在于以非武装中立论为代表的和平主义与干涉主义之间。军国主义时代在日本一去不返。但是,战后日本的干涉主义却与战前的军国主义一脉相承,而非武装中立的和平主义是对战前军国主义的矫正。21世纪的日本如何行使武力,将决定它走和平发展道路抑或干涉主义道路。21世纪的日本若奉行干涉主义,选项有二:脱美干涉主义或联美干涉主义。整体上,日本近代史上的军国主义是脱美干涉主义。未来日本可能从联美和平主义走向联美干涉主义,在美国的推动下发挥更大的国际军事作用。

近代天皇制的集权专制和日本社会整体崇尚武力的社会氛围,在今天的日本已经不复存在。对照历史,只有存在军国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才有产生军国主义体制及其政策的社会基础,才能够使得军国主义的体制和政策能够建立和推行。从严格意义上讲,如果只是存在军国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或者说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军国主义的,那就不应该说某一个国家是军国主义国家。因此,从涵义上说,军国主义主要是一种体制及其政策,广义上也包括思想,源于专制、尚武及偶然爆发的社会危机,日本国内总体上不存在其复活的可能。

综上所述,以往导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基本条件均已消失。极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既无力量、也不可能扭转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只要中日两国能够处理好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中日和平友好的未来就是可期的。

  第二,和平主义与民主制度相结合,使军国主义更加成为不可能。日本过去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不仅有其社会思想基础,而且还有其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基础。经过六十多年,和平主义的主流思想意味着,日本选民普遍反对一切战争,特别是反对侵略战争,另一方面,民主制度又会使任何好战的政客都会被和平主义的选民和议会所淘汰。

干涉主义势力在战后日本始终存在,但在日本和平宪法的限制、日本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反对下没有泛滥成灾。因此,1972年复交后,中国继续警惕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同年10月16日,廖承志表示:中国人民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立场是一贯的。日本一小撮复活军国主义的势力并不因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就不再存在,就改恶从善、立地成佛。对于这股危险的势力,我们决不能放松警惕。进入21世纪后,日本正常国家化,其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减小,危险性增大。在此背景下,日本若重搞干涉主义,有百害而无一利,轻则危害别国安全、制造国家间的不和乃至冲突,重则滥用武力。中日既可能走向战略互惠,也可能走向战略对立。

当然,日本难以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但不排除会借尸还魂。从日本人不时有穿着旧式军服参拜靖国神社的现象可见一斑,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

三是日本已深切地认识到,以和平的商业途径获得资源、能源、市场等,才是发展经济的唯一正确道路。

  王占阳

第一,中日真正友好的前提是两国在战略上并行不悖乃至互惠。为本国乃至东亚安全计,中国不愿看到日本的国家发展走弯路。就中日关系而论,这要求日本政府至少做四件事:政治上走和平发展道路。思想上认真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外交上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军事上不敌视中国。但是,21世纪的日本加强与美国的同盟,以应对中国和平崛起。这显然是开错了药方。

战后作为体制和政策的军国主义在日本遭到整肃而覆灭,但作为思想意识形态的军国主义仍然还有残余,对此应该警惕和反对。但也不应该简单地将目前的日本体制及其政策解读为要恢复军国主义,这有可能会导致“自我验证”,促使军国主义的思想残余向着体制和政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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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邓小平的这些基本观点依然适用。同时,基于新的客观事实和更多信息与分析,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确认,历史发展到今天,即使有个别日本政客想重温军国主义旧梦,日本也已不会成为军国主义国家了。

中日复交前,两国关系的结构已极不平衡:民间在经济上友好,官方在政治、军事上敌对。这是美苏冷战使然。在中美关系解冻的1972年,中日解决了两国间的台湾问题,并建立友好关系。但是,中日友好关系先天不足。20世纪7080年代中日美联合抗苏,也未能解决中日关系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其表现有二:第一,1972年复交后,中日友好关系虽然从民间扩及官方,从经济扩及政治,但军事隐患犹存。这涉及《日美安全条约》。第二,复交后,中日建设友好关系,不但要深化民间和官方的交流,而且有待日本站在和平方面反对侵略战争。这涉及日本的国家发展道路。现围绕这两大隐患,详述如下。

从根本上说,日本军国主义不可能复活,这是国内与国际两大格局决定的。

正确判断国际形势,确认“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是当年邓小平确立中国的新路线和新政策的一个基本前提。在对国际形势的这种判断中,他对日本是放心的。他说,整体上,“我们不担心日本对中国有什么威胁”,“我们也理解日本应该有足够的自卫力量。”日本有极少数人想复活军国主义,“我们只担心这么一点”。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日本绝大多数人是反对这种倾向的”,中日“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友好下去”。

  第五,日本没有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军事条件。军国主义的崛起还须以能够拥有和实际拥有相对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条件。但在现代国际军事环境中,这种条件已不存在。

中日复交是两个主权国家的事,不涉及第三国,因而未解决驻日美军威胁中国安全的问题。这意味着复交后的中日友好关系仍是初步的,因为中国人民不理解,为何日本自称和平国家,却向追求霸权的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中国希望日本站在中、美之间,做太平洋上的和平桥梁。但是,日本却与美国共进退,在《日美安全条约》的远东条款中,有干涉中国内政的隐患。这必然对中日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1、日本军国主义不可能复活

第五,日本没有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军事条件。军国主义的崛起还须以能够拥有和实际拥有相对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条件。但在现代国际军事环境中,这种条件已不存在。

  第一,日本的和平主义已经深入人心,军国主义重新成为主导思想的社会基础已经消失。二战结束前,日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军国主义。但是,二战结束后,日本的主流思想已从军国主义转为了和平主义,而且已经深入人心。绝大多数日本国民都是热爱和平、厌恶战争的,军国主义者只是极少数人,这是毋庸置疑的基本事实。

一是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导致客观上加大了支援美军的力度。2015年4月27日日美两国出台第三个《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后,日本对美承担更多、更具体的战时合作义务。同年,日本众参两院通过和平安全立法相关法案,以修改后的宪法解释为依据,事实上解禁了集体自卫权。这可能导致中日敌对。综合日美提出的各种设想,一旦台湾海峡发生战事,日本可能以13种方式支援美军:守卫驻日美军基地;向美军提供更多的港口、机场、基地;反导;为美军护航;扫雷;从事船舶检查活动;阻止敌舰船活动;保护海上交通线;向美军提供后勤支援;向美军提供情报和通信服务;从事警戒监视;从事作战搜索,救助难民和遇险的美国军人,疏散非战斗人员等;实施经济制裁。这表明,与此前相比,台湾海峡有事时,日本自卫队可能支援美军乃至与美军联合作战的领域明显扩大,且是全方位的,涉及作战、后勤和情报三方面。不仅如此,在日美同盟中,日本自卫队的功能日益强化。

从国际格局看,东亚地区的力量对比朝着越来越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中国的GDP是日本的两倍,军力在全面超越日本;美国对日本的控制并没有减弱,不久前爆料的监听日本事件是其深刻写照;整个世界也不存在军国主义复活的土壤。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军国主义早已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经过战后美国主导的民主化和非军国主义化改造,日本建立起了权力相对制衡的民主体制,并且迄今在美国掌控之下,这是日本无法走向军国主义的外因。中国崛起、亚洲的复兴,从根本上宣告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国际环境已经不存在,换言之,日本无法通过复活军国主义改变国际格局。

走军国主义道路意味着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这就需要有雄厚的财力支持。日本目前正在面临长期的财政困境。如果说中国现在的主题仍然是“发展”,日本现在的主题则已是“保持现状”,但日本经济想“保持现状”很不容易。其次,在长期财政困境中,社保支出与防卫预算之间出现了深刻矛盾。在日本的民主体制下,扩大财政支出的社会压力主要来自于社保支出。日本政客为了获得选票,不敢怠慢选民的这种要求。现实就是,日本既不想打仗,也没钱打仗。这一观点值得关注。

  对于唯一曾攻击过美国本土的国家,美国对日本的担忧和防范实际始终放不下,美国决不希望再次出现一个穷兵黩武的日本。《日美安保条约》和驻日美军具有防止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功能。基辛格曾反复强调,驻日美军会成为抑制日本强化军事力量的阀门,《日美安保条约》就是为此而存在的。

二是日本逐渐成为正常国家,美攻日守的分工趋于瓦解。从2015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2015年9月19日日本参议院通过的和平安全立法相关法案的内容看,日美战时合作将从日本有事、日本周边事态扩大到对日本有重要影响的事态、美国有事、与日本关系密切的第三国有事、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和平安全合作。这预示着,日本可能在更广的空间,更紧密地追随美国。从日美提出的设想看,日本可能放弃专守防卫战略。判断依据有三:判断日本是否取攻势,关键看其是否承担海外军事义务。据此,美国或第三国有事时,日本若从事与其本土有事无异的作战行动,就是取攻势。发生重要影响事态时,日本将主要从事后勤支援。这种支援即使规模有限,也可能干涉别国内政。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从事和平安全合作时,日本将有限参加确保海上交通线的活动。这涉及反海盗、扫雷、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恐等。鉴于美国将继续搞全球霸权主义,日本可能在其本土、周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配合美军作战。

日本方面近日举行了广岛原爆70周年纪念,整个基调就是日本是受害国。日本现在不去反省为什么广岛和长崎被炸,而是把日本这个二战的侵略国家当作受害者;安倍之流甚至声称没有看过《波茨坦公告》。日本的这种扭曲心态和世界观,很有可能会把日本带上新日本法西斯道路。我们一定要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干净利索地反对日本新法西斯主义抬头。

第一,日本的和平主义已经深入人心,军国主义重新成为主导思想的社会基础已经消失。二战结束前,日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军国主义。但是,二战结束后,日本的主流思想已从军国主义转为了和平主义,而且已经深入人心。绝大多数日本国民都是热爱和平、厌恶战争的,军国主义者只是极少数人,这是毋庸置疑的基本事实。

 

第二,中日各自走和平发展道路,就能相安无事。中国和平崛起将增大其对日本的吸引力,日本也没有理由与中国作对。退一步说,即使日本奉行敌视中国政策,也不可持续。该政策难以为继之日,就是中日友好时期来临之时。

当前不少人担心,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会成为东亚和平、中日关系改善的绊脚石。这种担心是否必要?日本右翼分子如果在日本得势,日本极易重返军国主义道路。

第四,日本没有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财政基础。走军国主义道路意味着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这就需要有雄厚的财力支持。日本目前正在面临长期的财政困境。如果说中国现在的主题仍然是“发展”,日本现在的主题则已是“保持现状”,但日本经济想“保持现状”很不容易。其次,在长期财政困境中,社保支出与防卫预算之间出现了深刻矛盾。在日本的民主体制下,扩大财政支出的社会压力主要来自于社保支出。日本政客为了获得选票,不敢怠慢选民的这种要求。现实就是,日本既不想打仗,也没钱打仗。

  综上所述,以往导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基本条件均已消失。极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既无力量、也不可能扭转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只要中日两国能够处理好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中日和平友好的未来就是可期的。(作者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中日不战乃至携手,对确保东亚和平至关重要。中日复交后,日本就台湾问题作出两个承诺:1972年冬,日本承诺:关于1969年《尼克松佐藤荣作联合公报》中的台湾条款,日本在运用《日美安全条约》时,将考虑中日友好关系,慎重地加以照顾。即将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1978年春,日本承诺:关于《日美安全条约》中的远东条款,美国事前就出兵台湾与其协商时,日本将考虑中日友好关系,慎重地加以照顾。日本这样说,是因为它深知,《日美安全条约》与中日友好关系格格不入。问题在于,日本的这两个承诺并未改变《日美安全条约》的侵略性。至少,日本应宣布《日美安全条约》的远东条款不涉及中国。

2、日本难以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但不排除会借尸还魂

二是麦克阿瑟解散了作为军国主义经济根源的日本财阀。时至今日,日本大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已是高级经理人员。把他们想象为曾导致二战的日本财阀,是错误的。

  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军事大国,也使日本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军国主义恃强凌弱,客观上也是以邻国的积贫积弱为前提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东亚同时出现了中日两个强国,这是前所未有的。面对这种新形势,现在的日本也已无人再奢望征服中国大陆了。

国家发展道路问题

专家说,日本军国主义不可能复活,这是国内与国际两大格局决定的。今天就请大家随思响哥来看一看,为什么日本难以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一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从一个经济体对另一个经济体的战争,转变为同一经济体内部的战争,在主要经济体之间,尤为如此。如以侵略战争破坏中国经济,对日本无异于经济自杀。

图片 2 文章称,极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既无力量、也不可能扭转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

中国人应克服受害者情结,不轻易作历史对比,自信地面对今天的日本“正常化”。当然,作为思想意识形态的军国主义残余却不能说已经完全消失,在日本社会,仍然还有人在鼓吹回到过去的军国主义体制,并不时地闪现试图恢复过去军国主义政策的苗头。不过军国主义的这些残余思想并非日本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诉求仍然是日本社会的主流,绝大部分日本人还是痛恨军国主义体制及其政策。

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警惕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但同时,也不可片面夸大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能性。如果中国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增加,日本的一些保守政治家就有可能利用所谓“中国威胁论”强化日本国内的专制权力,增加军备,甚至借助于危机发生而强化专制和军人权力,最终实现再次的军国主义化。如果真出现如此的情景,那当然对日本、对中国乃至对整个亚洲甚至世界就都是一场灾难。

阅兵的声声震撼还在中国上空回响。热血沸腾,似乎是最好的诠释;但足以震撼世界的军威之下,是热爱和平的拳拳之心。裁军30万,更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声声军歌中唱响的“和平”心声。

2015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纪念与回顾那场已经远去的战争时,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要探讨引发战争的原因。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是导致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而且时至今日,军国主义的思想残余还没有完全散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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